转载

zhaoxiurui

发行《中华蟋蟀》邮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探讨

　　　玩赏蟋蟀活动，是中国特有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娱乐和游戏，已有上千年历史。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历代不衰。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明百姓，甚至有数不清的名人高士、才子佳人，都曾被这小小鸣虫所吸引。
　　　至近代，晚清八旗子弟玩鸣虫和蟋蟀之风高涨，波及到民国期间，曾经在名人墨客、梨园世家、富商大贾、高官贵胄等众多阶层间盛行。至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由于受三座大山压迫，为生存和温饱在痛苦中挣扎，哪里还有心情去休闲娱乐。
　　　新中国成立后，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广大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焕发出无比热情，投身到新社会的建设中。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文学艺术、科教卫生、体育事业的繁荣，为传统活动的继承和流传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同时也中断了这项传统民俗活动的传承。在“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爆中，不仅是养虫的器物被毁于一旦，玩虫的人同样也被视为封、资、修，而遭到唾弃和批判。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趋于稳定和谐，人民生活逐步进入小康，人民群众对于休闲娱乐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时才出现了蟋蟀文化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据有关资料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天津市蟋蟀爱好者已达二十万人之众，上海市的爱好者更是有四、五十万大军。与此同时，南北各地蟋蟀市场十分活跃，其中尤以山东鲁北地区的乐陵、宁津和鲁南地区的宁阳、袞州市场最为引人注目。
　　　1995年8月26日《大众日报》报道：宁阳县乡饮乡两位农民捕获的一只“金黄翅”和另一只“青翅”蟋蟀，分别以650元和600元成交，价值达到一头牛，创下当年开市以来最高价。使本来就十分红火的宁阳蟋蟀市场，变得更加火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的农民再次把这种小虫子变成商品，很快形成了十多处市场，摊位达到5000多个，引得天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南京、杭州等全国各地爱好者纷至踏来。
　　　1993年9月25日《山东工人报》记者载文称：笔者怀着浓厚兴趣，观看了乐陵蟋蟀交易市场，在张桥乡小汪村，几棵树下，竟蠕动着三、四百人，每个捕蟋蟀者手里拿着五、六十只。据调查，今年入秋以来，每天捕卖蟋蟀者达千人，每天卖出3000多只，蟋蟀的价格不等，有的每只卖到几块钱，而有的能卖到上千元。每天，这个地区的蟋蟀买卖成交额达十几万元。
　　　还有资料说，宁津县陈庄村，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一个村的蟋蟀市场就有8个之多。试想，有什么样的商品能有如此火热，这恐怕也是创造了企今为止商品买卖的一个奇迹。
　　　蟋蟀交易市场的盛况，不仅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也带动了当地旅馆、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1990年9月5日《齐鲁晚报》报道：“中科院昆虫学家吴继传教授最近前往宁津县，对该县的蟋蟀资源和市场进行考察，并建议制定当地性特种经济资源保护及开展蟋蟀研究与开发工作。”山东省宁津县把每年的8月26日定为“中国宁津蟋蟀节”，推出了“蟋蟀搭台，经济唱戏”的地方性战略。期间不仅全国各地上千名爱好者云集而来，还吸引了美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外宾前来参观。从1991起已连续成功举办过三届，并且签订了数个合资项目，七色小虫确也为当地经济搭起了舞台。
　　　为正确引导和组织这项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天津市蟋蟀协会”、“上海蟋蟀研究会”和“上海市蟋蟀俱乐部”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先后成立，大江南北大、中、小城市的各级蟋蟀组织也纷纷亮相，陆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流、比赛、讲座、研究与开发利用等活动。
　　　1989年10月8日，上海《生活周刊》有一篇“秋天的季风”长篇大特写，其有如下报道：“今年4月20日，在上海体委1号会议室，上海蟋蟀界著名人士济济一堂，成立“市蟋蟀俱乐部”。俱乐部由体总上海分会统一领导，长宁区体委主任董慈川出任董事长。第一批80余名会员有中科院上海分院昆虫研究所教授、外贸学院教授、著名昆虫学家、著名记者、编辑、画家、律师、经理和爱好者”。俱乐部成立后，开展了各种有特色的活动，举办会员友谊赛、市级选拔赛、开展蟋蟀盆、草等经营活动，举办纳凉蟋蟀知识讲座。有关讲座的盛况，是这样描写的：“援课班由火光汉、李嘉春、张荣祥、朱协章等专家组成，自7月24日至月底，约有1500人马飞奔而至。……
这是代表上海蟋蟀界最高水平的讲座，每天傍晚门庭若市。摩托车、自行车几乎摆满新华路体育场西边的一个蓝球场”。
　　　区区小虫受到人们广泛喜爱，究其原因，自有它独特魅力所在。古人云：“花前月下闻其声，可涤虑澄怀。秋高日朗观其斗，能赏心悦目”。“可遗九秋之雅兴，可寄千古之豪情”。全国政协常委、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曾说：“实际上是多年好尚的传统积累，赏心悦目，爱美审美的结晶，其中大有学问。如若不然，又怎能将传统玩好视为中华文化？”
　　　在当今社会进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新鲜的休闲娱乐活动层出不穷。然而，中国斗蟋蟀这项传统的古老游戏，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却热浪不减，方兴未艾。现在无论大小城市或蟋蟀名产地的乡村，热衷于此道的人，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阶段，这不能不说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个不小的奇迹。
　　　远古地球除了风声、水声和雷鸣等自然现象的声响外，并没有由生命发出的声音。也可以这样说，远古地球是一个寂寞的世界，而最先打破这种寂寞的生命，就是会叫的鸣虫。
　　　据有关资料介绍，人类的历史只有200－300万年，鸟类的历史有1.5亿年，而昆虫的出现，至今已经有3.5亿年。这已充分说明，地球上生物的原始之声，当首推鸣虫，鸣虫是大自然中最早的生命之音。
　　　现在世界上已知的鸣虫约有2000余种，我国已知的鸣虫有170多种，在民间和市场上能见到的鸣虫，大约有30多种，而经常为人所饲养和玩赏的有蟋蟀、蝈蝈、油葫芦、金钟儿、扎嘴、黄蛉、竹蛉、墨蛉等10来种。这其中，玩的人最多、倍受世人关注的当首推蟋蟀，也可以称为鸣虫之首。由于蟋蟀外形好看，鸣声好听及生性好斗，也是最早引起国人关注，并记录在典籍、表现在诗赋中。
　　　蟋蟀的形象在中国文明史上出现，源远流长。甲古文中的“秋”字，便是一只象形的蟋蟀。可见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观察到蟋蟀的存在与日月轮回的关系，因此把它作为秋天的象征。所以蟋蟀自古至今也被称为秋虫。春秋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又有了这样的描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战国时的《楚辞》中，也有“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于西壁。”
　　　蟋蟀在昆虫学中属直翅目、蟋蟀科。按照中科院昆虫所吴继传教授的介绍，蟋蟀类鸣虫又分为14个亚科，在我国已经正式定名的蟋蟀种类有30种。按照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学专家金杏宝博士在其专著中的介绍，蟋蟀类鸣虫又可分为16属，在我国常见的蟋蟀种类，按照国际法规拉丁文定名的有22种。
　　　我们一般所指的蟋蟀，只是其中的一种，通常叫斗蟋，拉丁文学名叫迷卡斗蟋。这也就是北方俗称的蛐蛐，南方俗称的财积，古代也称蛩和促织。在《辞海》中除注明以上称谓，还注解为“中华蟋蟀”。
　　　济公斗蟋蟀的故事，在民间曾广为流传。相传南宋年间，杭州权贵罗公子因一只蟋蟀而欺压善良的百姓。灵隐寺济颠和尚嫉恶如仇、抱打不平，施展法术用蟋蟀斗败大公鸡，从而解救被逼上绝路的张木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根据《济公传》和民间传说而改编的这一故事，曾以美术片、木偶片等多种形式，数次被搬上银幕。
　　　清代短篇小说之王，山东淄川的蒲松龄老先生，在《聊斋志异》中，还有一幅名篇《促织》，生动地描写了明朝宣德年间，成名一家人捉蟋蟀、献蟋蟀、变蟋蟀、斗蟋蟀而经历的生生死死的感人故事，深刻揭露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黑暗。
　　　中国古代长期处在农耕社会，男耕女织，古人之所以把代表秋天的蟋蟀，叫作促织，就是比喻秋天一到，催促妇女赶快织布，准备过冬的寒衣。另因蟋蟀的叫声，好像织布机发出的音响 ，所以古代还有“促织鸣、懒妇惊”的民间谚语。
　　　杜甫诗：“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白居易诗：“闻蛰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苏轼也有“蟋蟀悲秋菊”之句。
　　　历史上，除文人雅士在诗词歌赋以及其它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有关蟋蟀的篇章外，同时还出现了众多琳琅满目、艺术精湛的蟋蟀用具。各种款识、样式、材质的蟋蟀罐、过笼、提笼、水槽、食板、草筒、斗栅、戥秤等等专用工具，在艺术品市场上独树一帜，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风采。其中宋、元、明、清时期的不少精品，已成为极具艺术价值的文物。
　　　蟋蟀从原始自然的闻其声，到后来的蓄养听音观赏，又发展到历久不衰的斗蟋蟀活动，也从一个微小侧面反映了社会历史的沿革发展变化。
　　　蟋蟀是大自然滋养的普普通通的小生灵，生命短促，遇秋而鸣，从而引起古人关注，文人借物生情，抒发感怀。
　　　据史料记载，我国养蟋蟀观赏听叫，始于唐朝天宝年间。《开元天宝遗事》中写到：“每到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函畔，夜听其声，遮民之家皆效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提梁银笼，有人认为就是实物佐证。
　　　斗蟋蟀有野史和传说始于武则天时代，但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述，界内人士看法不一。但1966年在镇江宋代古墓出土了三只陶质过笼随葬品，真实反映了宋代民俗已从笼养蟋蟀，发展到瓦盆泥罐饲养，而陶质过笼的出现，也是从观赏听叫过渡到打斗蟋蟀的佐证。另在美国自然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宋代儿童斗蟋图，也反映出宋朝民间喂养和玩斗蟋蟀之风俗。
　　　南宋出现的《促织经》，不仅是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作者总结了数代人养斗蟋蟀的经验，对蟋蟀的生存环境、生相优劣、分类定名、选养斗技法、医治虫伤等等，均有系统论述，对后代乃至今人都有不可替代的范本作用。
　　　世界上首部有关昆虫的专著《昆虫记》，是法国人法布尔在1879－1907年间陆续发表，比中国的《促织经》晚600多年。其中关于蟋蟀的描述，仅限于在田间地头的观察现象; 蟋蟀怎样筑巢做窝，怎样放歌鸣唱，怎样低音求爱，怎样产卵孵化等。相比既有现象又有总结，有经验又有理论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单从蟋蟀这一个物种来讲，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以上所说的这个品种的蟋蟀，即斗蟋，是蟋蟀科中所有蟋蟀类鸣虫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其本身又是一个宏大繁复的世界，千变万化，神秘莫测，地球上任何一种昆虫都无法与之相比。故此，自古以来就有“天下第一虫”之称。
　　　事实上，花鸟鱼虫之中的“虫”字，最初指的就是蟋蟀，即使是现在，各种宠物名目繁多，新的品种不断出现，但这个“虫”字仍然主要是指蟋蟀。南北各地玩家，直到现在都把蟋蟀简称为“虫”。
　　　新中国成立之前，历代所出有关《蟋蟀谱》等各种蟋蟀专著已达几十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方面著作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自第一部专著问世后八百年的总和。仅从数量上而论，这不仅反映出现代出版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的昌盛，社会生活的和谐趋向。
　　　按照古谱分类，仅从颜色区别，斗蟋可分为青、黄、紫、黑、红、白六类。古谱已定名，并有辨别诗句歌诀相对应，结合现代所出各种蟋蟀专著，粗略统计，青虫约有58种,黄虫29种，紫虫36种,黑虫 13种,红虫24种,白虫25种。另从形状和生相变异等区别，又可分为异形类蟋蟀30种,异相类40种，异色类十几种，异声类数种。一个小小的中华斗蟋，竟然又细分出200多种。
　　　关于蟋蟀的咬斗，这也正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尤其是当两虫相持、势均力敌的时刻，它们不仅会斗力、斗勇，竟然还会斗智，会使出各种招数，叨、拎、剔、喷、摇、敲、捉、拖、荡、摔、造桥、磨盘、链条、背包、结球、掐剪、抱团、举鼎，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那种拼搏撕杀的精采场面和激动人心的争斗，绝不亚于拳击、武术和摔跤，甚至会让西班牙的斗牛相形见绌，因为绝没有斗牛场面的血腥和残暴。
　　　2005年上海一位玩家出版了一本《中国斗蟋品位鉴赏》的书，书中总结了古谱中蟋蟀咬斗的16种斗口，现代南方人称谓的36种斗口，北方人称谓的48种斗口，另有古今蟋蟀咬斗的16种奇招绝技，并配有彩色照片和说明。小小虫子能有上百种打斗技巧，怎么能不让人感叹！难怪千百年来，自古至今，从宫廷到民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贫富贵贱，不论身世与家庭，不论职业与文化，各个阶层的人们喜好此戏者大有人在，真可谓“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明朝人有一篇《蟋蟀赋》，曾经生动地描写了在观者热烈气氛和赞赏中，演释的一场有声有色两虫相斗场面：“……其形昂若，其声喑然。见形而志遂起，闻声而雄心各前。张牙耀刃，竖须矗竿，挺翼直接，拔足争先。一进一退，载合载旋。形式既陈，步阀不愆。或佯输而乍走，或凝立而持坚……。余声不绝，胆气犹粗。逞雄骄于倾刻，变胜败于须臾。盖不离方寸之地，而若开八阵之壮图。莫不扬声赞采，抵掌皆呼。”
　　　中华蟋蟀深奥微妙、内涵丰富、学问复杂，由于其极具趣味性、观赏性、娱乐性和科学性与艺术性，从而在古往今来的各个阶层中深得民心，说明它具有极大生命力。近20年来，这项活动发展势头强劲，不仅在国内和港、澳、台地区，也在世界上华人聚集区流行，而且引起国际友人关注。
　　　1989年上海组织了“济公杯斗蟋大奖赛”，邀请全国众多城市参加，国内多家媒体加以报道，日本传播媒介还录下实况，向其本国观众转播。
　　　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在龙谭湖庙会举办了“大江南北长城杯蟋蟀大赛”。美国一家电视台在“看东方”节目中，把中国“斗蟋”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向世界播放。
　　　1990年天津国际友好城市艺术节期间，由和平区政府承办了“蟋蟀格斗观摩赛”，特意招待外国朋友。
　　　2000年山东宁阳县举办“中华蟋蟀友谊赛”，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30多只代表队，共五百多人参加了比赛。宁阳县的蟋蟀大赛，还被列入“泰山国际登山节”活动项目之一。
　　　据广州《花鸟世界报》报道：“港澳地区每年都要举办埠际金牌赛，招引四方游客，造成万人空巷的热烈场面。近年斗蟋已波及到南洋、泰国一带，引得无数外国人围观、拍手叫好”。
　　　2003年，有“虫圣”之称的吴继传教授，在北京亮马桥为30多位外国友人讲“蟋蟀课”。
　　　2008年春，首都鸣虫专业委员会在十里河花鸟鱼虫市场应邀为荷兰一个访华代表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华蟋蟀格斗表演赛”。中华蟋蟀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还引起国外朋友的好奇和兴趣，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
　　　早在1993年8月，《第七届国际直翅目昆虫学术会议》在夏威夷举行，上海昆虫研究所金杏宝博士，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国常见鸣虫种类、产地以及鸣虫市场和鸣虫器具，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近年金博士又应邀为美国《文化昆虫学》杂志撰文，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蟋蟀文化。
　　　中华蟋蟀从远古引发国人关注，到文人抒发情感，进入史册文章，表现在诗词歌赋。又从观赏发展到游戏娱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漫长岁月中，玩赏蟋蟀长盛不衰，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蟋蟀文化，成为令西方人士赞叹的东方神韵之一。这项源远流长的民俗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之传承与发展，不但受到民俗研究专家、昆虫研究专家和文化学者们的关注，近十几年来，已经成为引发和促进中国文化昆虫学探索和研究的催化剂。
　　　天津南开大学古典文学研究者孟昭连教授，在他出版的《蟋蟀文化大典》中这样说：“正确评价蟋蟀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应有地位，古老的蟋蟀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被人重新认识，这是前所未有的。”
　　　昆虫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作为有国家名片之称的邮票，1963年我国邮电部发行了《蝴蝶》邮票，1992年又发行了《昆虫》邮票，选取了瓢虫、蜻蜓、螳螂和大草蛉。这四种昆虫都不是鸣虫类，唯一有点接近的是大草岭，但它却不是直翅目，而是脉翅目草蛉科昆虫。
　　　目前我们国家分布的常见鸣虫，几乎全部是直翅目昆虫，而且绝大部分又都属于蟋蟀总科之内的昆虫。中华蟋蟀作为鸣虫之首，作为中华民族从远古几千年前就已关注，倾注大量心血与情感，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在“方寸之中”有一个位置。
　　　世界上已发行的昆虫邮票，大约共有七种类型：蜻蜓类、蝴蝶类、蜂类、螽斯类、蝗虫类、甲虫类、蟋蟀类。其中蟋蟀类是发行最少的昆虫邮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世纪末，只有8个国家和地区共发行不到10枚，而且全都是某套邮票中的一枚。详情如下：
一、1954年匈牙利《昆虫》10枚中的一枚，图案是一只正在取食的雌性蟋蟀。
二、1958年匈牙利《储蓄》6枚中的一枚，图案是蟋蟀与蚂蚁。
三、1959年匈牙利《童话》8枚中的一枚,图案是伊索寓言中的蟋蟀。
四、1981年上沃特尔《昆虫》6枚中的一枚，图案是两只平原蟋。
五、1986年尼日利亚《昆虫》4枚中的一枚，图案是一只蟋蟀若虫。
六、1986年越南《昆虫》邮票小型张，图案是在植物叶子上的蟋蟀。
七、1988年南大西洋阿森松岛《昆虫》4枚中的一枚，图案是一只二斑蟋。
八、1990年澳门《与动物有关的游戏》中的一枚，图案是一对打斗的蟋蟀。
九、1993年朝鲜《昆虫》邮票6枚中的一枚，图案是一只正在产卵的雌蟋蟀。
　　　此外，我国于1979年发行的T44《齐白石作品选》邮票，其中16-10是“秋声”图，画面是几片慈姑叶下面，有两只很小的蟋蟀，但因是大师的绘画作品，而不是昆虫本身，故未计在蟋蟀邮票之内。
　　　从1991年起至1993年，山东省宁津县邮电局在《中国宁津蟋蟀节》期间，连续三年每年都发行了一枚纪念封，上面同时具有宁津蟋蟀的图案和纪念戳，这为集邮者增添了一种新的蟋蟀邮品。
　　　可惜，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发行完整的一套蟋蟀邮票，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应由中国来承担。
　　　我虽不是山东人，但已经在山东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作为一个鸣虫和蟋蟀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个有50多年邮龄的集邮爱好者，盼望“中华蟋蟀”邮票尽早面世，衷心祝愿素有“蟋蟀王国”之称的山东名蟋蟀，早日登上国家名片。

　　　　　　　　      
　　　　　　　　
　　　　　　　　                   殷大川
　　　　　　　　　　　　　　　　　　　　　　2011年6月于山东淄博
（原载《淄博集邮》总第88期－淄博市集邮协会2011集邮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阿林

老将军

民生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