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从神话考古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中华文明的起源。特贴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杜郎闲客

《五》 金字塔也是大奶妈
　　
　　 前面说了，“外来说”的一个主要证明方法就是搜寻相似点。如果有人最先戴上尖角帽，那么其他戴尖角帽的人群就是其后裔。如果有人最先秃头，那么其他出现了秃头的人群就是其后裔。这便是非常给力的“奶嘴定律”。
　　 金字塔，当然也是如此。
　　 因为其工程的浩大、设计的精巧以及保存的完好，金字塔一直被赋予了太多的神秘泡沫。它的神秘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外星奶妈。关于它如何被建造的种种猜想，不断被人沾沾自喜地“发现”“证明”出来。国内一位著名的埃及学专家曾经和蔼地说，这些在埃及学内部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人们乐此不疲。如果在其他地方也发现金字塔形建筑，它们之间也一定会被赋予“神秘”的联系。最著名的神秘理论就是“北纬30°”
　　
　　 世界各地都发现有金字塔形建筑。
　　 美洲的金字塔，是否受到了古埃及文明的影响？我很为可怜的印第安人担心，他们会不会也被“考证”为古埃及人的后裔？
　　 虽然埃及人开始建金字塔之前，美洲土著早就已经到达了美洲大陆，但是挖空心思找奶妈的人总会有匪夷所思的办法——只要他们动手，印第安人迟早会衔上一个埃及奶嘴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咱中国也不能幸免啊——汉陵封土堆，类似埃及金字塔的形状。这个“惊人”的“奇迹”最早由一位美国人发现，美国人并没有进行血缘联想，但是这个发现被“揭秘”运动员们纳入了资料库，当做如山铁证。
　　 按照“奶嘴定律”逻辑，因为金字塔最早出现于埃及，如果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金字塔形建筑，那么至少在文化上埃及是大奶妈，而且最后也总会证明埃及人在血缘上也是真正的大奶妈。
　　 “奶嘴定律”遵循的是时间的线性顺序与延续。
　　 不论中国的封土堆是干什么用的，也不论封土堆是尖顶还是平顶，只要你沾上“金字塔”那个形儿，就跑不掉了，只有乖乖地衔上没有化学污染的古埃及奶嘴~~
　　
　　 古埃及人开始建造金字塔的时间是确定的，苏美尔人修造金字塔差不多与埃及人同时（就不知道他们到底谁是谁的奶妈了）。那么，中国人建造金字塔的时间是确定的吗？
　　 在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00多座土建筑金字塔。它们大多是祭坛与墓葬的结合，不仅外部体型庞大（有的面积大2万多平米），内部构造也较复杂。
　　 良渚文化起始于5200多年前。比埃及金字塔时间要早。
　　 在距今5500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也发现了类似金字塔的建筑。（——最惊人称奇的是遗址的女神庙以及女神陶塑，很多迹象导致人们联想到先民祭祀的女娲神像。 ）
　　
　　 现在，奶嘴定律还管用吗？
　　 如果还管用，那么，因为时间的先后顺序，金字塔本来是用于证明中国人是古埃及人后代的，而现在，倒可以反过来证明古埃及人是中国人的宝宝！还有比这更幽默的吗？

杜郎闲客

其实，“金字塔继承论”来自一位美国人。
　　 这本是西方人的YY。他们一直乐此不疲地寻找着传说中那失落的亚特兰蒂斯，认为那是最早的文明。当它沉没后，逃散的难民奔赴世界各地，创造了许多的文明，而这些文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金字塔现象。因为柏拉图的对话录里曾经提到，亚特兰蒂斯有许多高大的尖锥体的建筑。所以世界上不论埃及金字塔还是玛雅金字塔甚或吴哥窟中类金字塔建筑，都不过是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遗绪。
　　 虽然一直找不着那块沉没的大陆，但是这种YY可以满足西方中心论。不论你们亚非文明有多古老，多牛逼，其实不过是咱西方的亚特兰蒂斯的后裔。
　　 所以，“金字塔继承论”也只是奶嘴定律的一个表现形式。但是由于西方在话语权上的优势地位，“金字塔继承论”也征服了亚非贫困人民的想象力，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只要见着了类似建筑也都往古埃及身上靠，愣说自己是古埃及人~~~
男人的肤浅之处在于，对女人总是“以貌取人”（我先鄙视自己）.你总得注重一下内在品性以及气质嘛。很多女人真的是因为内在而有魅力的。
　　 但是男人再怎么犯贱，在同样由五官构成的面孔中还是能分得清不同类型，分得清自己到底喜欢哪个型儿的。
　　 “金字塔继承论”的肤浅则远远超过了男人的坏毛病。
　　 只要抓住个大概形状，就不由分说认定直系血亲关系，想要瞒天过海。根本不理解这世上还存在亲子鉴定这一招啊。
　　 其实考察古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史，并不具有想象中的神秘性。它自身的发展路线非常清晰，表现出鲜明的埃及文化特色。
　　
　　 古埃及有发达而复杂的冥界神话。
　　 古埃及人相信一个人死后对其尸体的处理，会受到神权的精神分析和细查，每个灵魂都要单独受到审判，通过审判的有福之人可以进入到天堂，和亲人相见，每日乘着太阳神“拉”的航天飞机非常拉风地遨游太空，生活中充满了物欲享乐。没有通过审判的有罪之人将被打入地狱，那里有毒蛇猛兽以及无休止的惩罚。
　　 ——中东宗教都参不多。
　　
　　 古埃及的冥界神话与古埃及的灵魂观密不可分。
　　 古埃及人信仰永生，相信在冥世的复活。遗体是死者和前世生存之间的基本联系，也是其死后为灵魂提供餐饮的载体。灵魂会暂离躯体，最后将与躯体再度结合，开始死后的永生。如果遗体无存，便无法获得永生。这种信仰使古埃及人非常看重墓葬，把死后生活的安排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有权有势者都非常重视厚葬，陵墓里几乎具有现世与冥世所能想象的一切物质条件。
　　 所以古埃及人将保存尸体视为最重要的事情。木乃伊制作完成后，还要为他建造一座坚固、完美的坟墓，以作为其永恒的居所，同时这座坟墓也是他连接今生与来世的通路。
陶像相当于真人大小，其面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与现在华北人脸型近似。高颧骨，浅眼窝，低鼻梁，薄嘴唇。应该是仿照真人头像制作的。有人将其联想到女娲。

杜郎闲客

古埃及权贵的陵墓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1， 早期是一种长方形的、被后世称为“马斯塔巴”的砖石墓。
　　2， 从只有一层的马斯塔巴往上发展，加盖几层，依次减小，就成了阶梯金字塔。
　　3， 再进一步，填平阶梯，使坡面光滑，就成了尖锥形的真正金字塔。
　　
　　 之所以不断加高加固，过去一般认为，是由于古埃及人的后世信仰，要求墓室尽可能坚固，也为了防止猖獗的“摸金校尉”。近年的研究还表明，可能还和第三王朝以来加强王权神话思想有关：
　　1， 最早的马斯塔巴只是作为法老死后的永久性住所。
　　2， 在第二至第三王朝之交，产生了国王死后将成为太阳神（拉神）、其灵魂不再住于地下而要升上天的思想。于是法老陵墓也有了新概念，它是国王上天的阶梯，以便他由此登天成神。这是阶梯式金字塔产生的基础。
　　3， 到了第三至第四王朝之交，又认为尖锥形更能体现升天入云的气势和象征阳关之辐射。金字塔象征的就是刺破青天的太阳光芒，为渴望的心灵提供一个通往天堂的路径。
　　 金字塔就和太阳神崇拜结合了起来。
比较中国，在先秦本土文化形成时，冥界神话极为罕见。至于地府、阎罗之说，是东汉以后佛道二教想象的产物。
　　 中国春秋以前是没有永生信仰的。古人所说的人生三不朽，乃是“立德”“立功”“立言”，就是现世的功绩留存；在个人生活方面，追求的无非是延寿、富贵、多子多孙。
　　 上古的灵魂观也比较特殊。“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死后，身体消解归土，魂则升天消散于精气之中。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有死后亡灵审判的地狱观念，注重现实人生，对死后的彼岸世界较少宗教想象。
　　 钱穆先生曾经专门论述过中西灵魂观的区别。西方从古埃及开始就有灵魂不灭论，在古埃及还存在灵魂与尸体结合获得永生的信仰。而中国上古思想里，人死后，魂与体则完全分离。
　　这就导致了不同的丧葬习俗。
　　
　　 上古中国的墓葬极为简单。后来帝王陵寝出现厚葬之风，虽然也有后世想象，但并没有清晰的神话体系，而更多体现的是等级仪礼，尤其对血亲关系的影响，以期泽被后世。东汉以后，堪舆之术的影响尤为明显。后世的厚葬之风，既有宗教原因，也主要受儒家忠孝慈爱观念的影响。
　　 至于被有意“误认”为金字塔的坟丘——文献上大多记载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考古发现，商周时期奴隶主上层统治者的墓已开始有封土，只是不甚高大而已。但是商王墓却没有封土坟丘。说明当时并未形成为帝王定制。
　　 战国中期开始，君主死后都营建高大的坟丘，并尊为“陵”，意即高大如山岭，象征着尊严崇高（跟太阳神信仰木有一毛钱关系）。坟丘都是夯筑的，形态并不固定，大体可分为圆椎形和覆斗形两种。
　　 秦始皇陵与汉陵都属于覆斗形，即平面方形，整体呈覆斗状。就这样，被人无情地判决为金字塔~~泪从化石材料看人类起源、演化与基因交流http://www.oldurchin.com/kxchb.asp?cnt_id=143
　　
　　古人类间基因交流得证实 现代人起源分歧渐弥合
　　http://news.163.com/10/0521/07/676M9MAC000146BD.html
　　
　　基因研究 能否解释现代中国人起源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05-12/2005122794204.htm
　　
　　我们体内的尼安德特“痕迹”
　　http://news.sina.com.cn/o/2010-05-19/172417539373s.shtml
　　
　　分子人类学与现代人的起源 http://www.haodf.com/zhuanjiaguandian/zhangyk0802_176259.htm

杜郎闲客

第一，2002年，中国科学家对具有解剖学意义现代人类特征的柳江人化石进行重新鉴定，得出结论。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7-13万年之间的华南地区。
　　第二，200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榜首的“许昌人”头盖骨化石，再一次证明。这是距今8-10万年前的完整头盖骨，同时专家们的初步研究表明，“许昌人”与“北京人”的信息含量有很多的一致性，而且出土的石器，骨器都是本土文化，少见外来因素影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指出：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的过程，无论如何都是间接地，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此才是直接的
比较——苏美尔的冥世信仰。
　　
　　 苏美尔人也没有永生的观念，但相信冥界。人死后，将归于地府，那里黑暗肮脏，忧郁悲惨，毫无令人向往之处。所以古巴比伦都很注重现世的享乐。巴比伦王国的享乐生涯，其发达与丰富的程度，可与古罗马媲美。
　　 苏美尔人的冥界神话体系也很复杂。
　　 冥界与地上一样，有一个严密的统治集团。最高统治者是个女神。她的宫殿是地下世界的门户，有七道紧锁的大门，每道大门都有守卫。要进入地府看来也不容易，层层管卡，一路杀你的威风，灭了你的阳气。进去之后，估计得做苦役，渴了就找水喝，饿了只有吃尘土。
　　 地下世界还有数百位鬼怪神灵在各司其职，说不定哪位看你不顺眼要找你麻烦。
　　
　　 苏美尔人丧葬习俗中，对埋葬地点的选择可能会让中国人无比惊骇。
　　 一般居民死后都埋在城里，而且习惯埋在房子下面。有的埋在自家的庭院，有的甚至就埋在房间的地板下~~~好有个性啊！
　　 当然，城内也有公共墓地。
　　 而棺材，常常是两个扣在一起的大陶罐。
　　
　　王陵的规模要气派得多。
　　试与殷墟王陵对比丧葬习俗：
　　
　　1， 墓室。
　　 苏美尔国王墓穴是拱顶墓室（有的是圆顶），用砖砌成。
　　 商朝墓穴为长方形竖穴土坑。
　　
　　2， 棺材。
　　 苏美尔国王一般是石棺，用贵重的史料和石灰石制成。
　　 商代用木料制成，而且有棺有椁。《礼记》载：“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目前所知的商代棺椁材质有栎木、黄连木等。
　　
　　3，殉葬。除了器物之外，都有人殉。
　　 苏美尔王陵发现的殉葬人是自愿的，“他们”看起来都很安详，没有遭受过暴力。据研究，这些自愿陪葬者在死前举行过某种宗教仪式，死前全都盛装打扮，尤其是妇女，装扮得就像去参加盛大庆典一样。也有人不相信他们是自愿者，而认为他们死前可能服过安眠类药物或者柔和的毒药。
　　 商王及贵族墓则是“杀殉”。当场杀死“牺牲”以向死者表示崇敬之意。杀殉仪式完毕才会封填墓穴。以后，还会在墓前“杀祭”。——这主要发现于王室成员及高级贵族的墓葬中。
　　 “杀殉”之风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开始了。在大汶口、齐家和朱开沟文化墓葬中，都发现有人殉的现象。到了商代则将发展到顶峰， 后世则渐渐以葬俑制度替代

杜郎闲客

不可信的史书
　　
　　　　夏朝不存在？为什么？难道夏朝的故事不是白字黑字地写在历史书上吗？那些外国学者说，这个王朝的历史实在太缥缈，太缺乏证据了。记录夏朝情形的文字，比夏朝的年代——如果它存在的话——晚了1000多年。
　　
　　　　最先提到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存在的，是号称西周初期的文献《尚书》，它里面不止一处都提到了历史上的“有夏”或“夏”。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在这部书中说，夏朝本来是顺应天命的，统治的年头也不短，但由于他们的后人表现不好，结果被商朝统治者革去了他们的“命”。不过有人考证，《尚书》中提到夏朝的那几篇文章其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伪造的，而当时夏朝已经灭亡将近一千年了。
　　
　　　　最系统地记录夏朝历史是要数司马迁的《史记》了，可是也不过记载了大禹治水、少康失国、夏桀亡国等几个重大事件，然后把夏王的名字一代一代罗列了出来。此时距夏朝灭亡也已经一千四五百年了。
　　
　　　　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则，当时人记当时事，这种第一手资料价值最高。像《尚书》、《史记》这样晚了上千年的记载，严谨的学者对其可信度大都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一段历史很可能被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即使司马迁这么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无法保证自己写下的都是真实的历史。
恰恰相反，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只是还不能得出具体的历史年表而已！
　　1、杞国：
　　杞国是中国历史上自夏代到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国祚延绵1500多年,国君为姒姓,禹的后裔，商灭夏之后又将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遗族迁到了杞，但后来曾数次废掉杞国封号（《史记》：“杞在商时，或封或绝”），杞国的存在也得到了殷商甲骨文的证实，武丁娶了一位杞国的女子（“妇杞”）为妻，是其60多个妻子之一，当时，杞被册封为侯爵，甲骨文卜辞有【杞侯】的字样。杞国是夏朝王室之后，存有夏礼，因此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只是由于杞国文献也多散失，因此孔子感慨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杞国一直沿用夏时，只有十个月的《夏小正》就是他们的物候星象农事历书，。《礼记·礼运》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至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日本学者能田忠亮将《夏小正》星象分类作分析、计算和比较，得出结果是极大部分天象属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国内学者潘鼐先生认为，有关夏代的文献与考古，经碳１４测定，夏文化年代即在公元前２０７０年至公元前１６００年，正同《夏小正》星象的大部分记事从天文学测算所得的年代相吻合，充分说明这部历书是夏代流传下来并一直为夏王室后裔杞国人使用。
　　2、《尚书》记载的“仲康日食”的天文学测算证明是发生在商代以前的黄河流域的天象。
　　3、在发现殷墟之前商代也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但是大量甲骨文的不但证实了商的存在，而且其君王世系与《史记》所载完全吻合，虽然司马迁与商代相差了一千多年。
　　
　　如果各位想证明夏代不存在的话，就首先证明“杞国”不存在，《夏小正》是伪造的，《尚书》也是伪造的

杜郎闲客

《六》语言的迷宫
　　
　　 对于语言的研究，我们只能依靠语言学家。语言学的专业性很强，其技术含量与枯燥程度都超过了哲学。尤其是从事比较语言学研究，你起码得精通几门差异极大的语言。你可以同时熟练掌握英语、德语、法语...这种人并不罕见，但是你能同时熟练掌握德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斯瓦西里语...吗？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语言学家就专门干这事儿。
　　
　　 不时在网上见到有人煞有介事地分析比对古埃及、苏美尔语言文字——有的连语言学入门知识都不具备。其实只要你愿意，花点时间死磕百度，你也可以掌握一些苏美尔语或古埃及语词汇，然后拿出去唬人，反正别人不懂。可我们痛苦的学习经历让我们都知道掌握一门外语有多难。更别提掌握那些已经死去的语言，还要对语言进行研究了。尤其是苏美尔语，就算是那些研究苏美尔语的专家，解读起来都会感到困难。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隔行如隔山”是句真理。
　　
　　 所以，谈到语言，我尽量坚持“不懂就不要装懂”的原则，尽量参考语言学的著作。以下所谈的内容，都是从资料上综合而来，并非我的“研究”成果——我没那么大本事。
　　
　　 早期的语言当然是简单的，也没有这么多种类。今天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几种古代母语。
　　 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寻求各种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就像对生物进行分类归属一样，对语言也进行谱系分类。数量众多的语言就分成了几大语系。
　　 同语系的各种语言都具有一些区别于其他语系的共同成分以及较近的亲缘关系。这说明世界上的语言都是由少数古代母语逐渐分化演变而来的。目前研究得最充分、最深入的一个语系就是印欧语系。语言学家已经获得了印欧语系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凿证据，而且很有把握地认为原始印欧语起源于黑海东北的中亚地区。
　　
　　 因此，语言研究也可以确定同一语系的人群在早期的亲缘或亲邻关系。
　　
　　 吉普赛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们乘着大篷车，拖家带口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做点小商小贩、娱乐表演，或者占卜行乞。欧洲人一直搞不清他们是打哪儿来的，因为他们的肤色、外貌、语言以及生活习性都跟欧洲人不一样。
　　 后来语言学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比对研究了各地吉普赛人的语言，发现和梵语以及后来的印度诸语言有许多共同点——吉普赛人的祖先应该来自印度。进一步研究表明，吉普赛人在肤色、头型、血液等指标非常接近印度人种。
　　 印度曾举办一场国际吉普赛人节，欧洲的吉普赛人代表尝试用吉普赛人的语言与印度班加拉代表交谈，结果两者能相互沟通。
　“中华文明外来说”常常认为汉语源于古埃及语，或者苏美尔语。这是典型的因为无知而造成的谬误。
　　 古埃及语归属于亚非语系（旧称闪含语系）。这个语系有六个分支，分别是：埃及语（古埃及语和科普特语），库施特语，乍得语，柏柏尔语，奥莫特语，闪米特语。
　　 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语系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这说明古古埃及人和古古中国人无论是在种族还是地域上都不曾是亲邻（当然，十万年前就很难说了。但那时“古埃及”还没有影子，如同“中国”这个概念也还没有影子一样）。
　　
　　 还有一种有趣的说法。如果按照声调来区分的话，世界上的语言可分为声调语言和非声调语言。非声调语言人士学习声调语言总是很难，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基因差异造成的。即，在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之所以选择了声调语言（或非声调语言），决定因素是跟大脑进化有关的两基因（它们在不断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差异）。
　　 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绝大多数语言都有声调。汉语是最典型的声调语言，
　　 这项研究不能证明声调语民族是同样的种族（或近邻），但是能够说明声调语民族与非声调语言民族存在一点点基因差异。
　　 但是语言学家可能会认为，一种语言最终发展出声调系统，还是由语言自身的特质决定的。
　　
　　 如果你要说中国人是古埃及人的后裔，或者是根据圣经说中国人是犹太人的后裔，你都必须得解释，为什么他们来了中国后会变种？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也变种？　
有人说苏美尔语近似古汉语。这种说法没有意义。苏美尔语可能在某些方面类似汉语（显得与欧洲语言有差异），但是在其他方面又与其他语言类似。正如说英语在某些方面类似汉语一样，没什么意义。
　　 语言学家也不承认这种说法。
　　 在语言研究领域，苏美尔语堪称“前后古人后无来者”，是一种几乎完全孤立的语言。为苏美尔语寻找亲戚，语言学家们可谓绞尽了脑汁，甚至发展出一些新的语言学理论。他们的这种努力，基本上都不指向汉藏语系。
　　 语言学书籍上提到苏美尔语时都较谨慎，一般说它不同于其周围的语言。或者说其起源是个谜。有的则明确地说，苏美尔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或者有证据说明其存在的语系毫无关联。
　　 这并不表示苏美尔语很很神秘很牛逼。语言大家庭中的另类并非只此一家。日语也很孤立，不在大语系之列。朝鲜语也是。（但是据说日语跟朝鲜语还有一点点微薄的关系，也有人认为它们应该归属阿尔泰语系。）还有巴斯克语、阿伊努语、伊特鲁里亚语等。
从语言结构类型来说，苏美尔语是粘着语（与汉语的差异，就像白种人与黄种人的差异），“它的单词是建立在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干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词干可通过连接一个或多个前缀与后缀而改变单词的意思与句法功能。”
　　 这使得学者们几乎将苏美尔与所有粘着语都做过联系，同样也与很多非粘着语做过联系。但没有哪一项努力最终成功。
　　
　　 苏美尔语有格、性、时...用专业术语来说，苏美尔语有“语法范畴”，而汉语这样的语言没有语法范畴。这样的差距在语言学上也算得上是一道鸿沟。
　　
　　 从单字来说，苏美尔语常常有多音节。也就是说读出一个字符（最早的符号）， 往往需要两个或多个的音节。音节才是其语言中不变的基本单位﹐而非符号。所以苏美尔人在不断简化符号的过程中，最终从象形文字演变为拼音文字。这是由其语言的先天本质决定的。
　　 汉语属于孤立型语言。发音单位就是字符，发音或音节不因语法而改变。这种特征正好与图形符号绑定。所以汉字能发展至今。
附——
　　 语言的起源是个谜。可能比人类的起源还要难以厘清。
　　 有的书上说，语言产生于直立人阶段。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距今70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就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了。这是从他们的发音器官的解剖形状得出的结论。
　　 据推测，直立人的直接祖先“能人”，可能已经有了语言能力。这么算来，语言就有了200万年历史。
　　 这种说法可能过于乐观了。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语言起源于早期智人阶段。有声胚胎语的形成时间可能是在距今12万年之际。而10万年前，人类的完全直立及咽腔成熟，才可能具备元音或音节的发音能力，为有声分节语的形成提供了生理条件。根据现代人类的神经成熟期，现代语言在5万年左右趋于基本成熟。
　　
　　 考古学发现则认为，从直立人时期石器技艺的进展，以及用火、能够获取大型动物的集体狩猎组织来看，当时人类的语言和思维能力肯定也有较大发展。但是这一点很难用考古材料证实。
　　
　　 迄今最早的物证是发现于法国的30万年前的一块兽骨上的刻画。那是一块野牛肋骨上刻着的几条双线勾勒的弧形纹样，可能有某种象征意义。而象征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形成并表述出来。
　　 几年前，在重庆奉节发现了14万年前智人的牙齿化石，以及石哨、石雕，还在剑齿象牙化石上几条直的和弯曲的痕迹，显然是用石器刻上去的，被认为是原初的“创作”。
　　
　　 都只是意见一方。
　　 一般语言学家不去研究语言起源的问题。就像医生不去研究人类的起源问题一样

杜郎闲客

《七》“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起源
　　
　　 足球上曾经用过霸气外露的“突然死亡法”。在讨论文明发展史时，也有霸气外露的“突然死亡法”——如果你的文明因为考古的缺乏而看起来是突然出现的，那就绝对不是你创造的，而是别的文明通过风热感冒传染给你的。一般来说，还极有可能是别人生养的~~直接从传播关系走向生殖关系。
　　 霸气外露。霸气外露啊。
　　（我认为，将中国人说成是古埃及人、苏美尔人或犹太人的后裔，在有一点上是优越的——从根子上杜绝了种族主义。）
　　
　　 甲骨文与殷商文化就遭遇了“突然死亡法”。幸好还挖掘出了殷墟，不然咱中国的历史得从东周算起，而且还不是自己的。
　　 甲骨文与商朝时期的文化是不是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留待后面讨论。
　　
　　 先看看其他文明再说。
　　 古埃及文字的前身同样是个谜。最早出现在印章、妆盒、碑文以及墓碑上的象形铭刻尽管都很短，但已经十分成熟。实际上古埃及的文字系统几乎一直没什么变化。
　　 通常人们对这个文字系统的诞生所作的假设是：它的灵感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古埃及的文字系统比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要出现得较晚﹐西方人从同样使用象形符号的方式上﹐认为其发展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其猜测的基础是：古埃及人不能独立创造图画符号。这很奇怪，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何苏美尔人就能独立创造图画符号？
　　 作为灵感来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们确实是不同的文字系统。
　　
　　 苏美尔文字面临着同样的“突然性”命运。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楔形文字（原始楔文），已经相当抽象，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符号已经相当抽象。学者们一直认为，即使是最早的乌鲁克IVa时期的楔形文字，也已经是发达的文字，而不是文字的初始阶段。
　　 苏美尔文明出现时也是非常发达的，显得突然，其“突然指数”还非常非常高。
　　 由于已知的考古发现，苏美尔文明与苏美尔文字都占据着“最早”的地位，难题就来了——依据“突然死亡法”，苏美尔文字与苏美尔文明应该是外来的。可是还有谁有资格来当苏美尔人的奶妈呢？
　　 只有仰望星空，寻找头大脖细的《E.T.》，或者某位飘渺的神灵。
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中国文字以及克里特线性文等文字都是独立起源的文字系统，已为学术界做公认。但是隔三差五总有辛勤的民间研究者要证明汉字来源于古埃及象形文或者苏美尔象形文，这就好比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地球绕着太阳转”的道理早已从学术堕落为常识，你行走在大街上仍然能遇见“两小儿辩日”的奇观。
　　 一般认为，产生文字的社会原因和创造文字的最初源头——图画文字，在各民族间是共同的。
　　 美国学者盖布尔在其《文字学》中说，由于世上可观测的东东多有共性，可以预见，人们构建的象形字也多有共同之处。所以他极力反对依据文字的外形是否具有相似性来确定两种文字体系是否同源的做法。
　　 这是种谨慎的态度，但是古文字学者比较研究古埃及、古苏美尔以及古中国三大古代文字体系中的“同物字”（表示相同对象的字符），完全同形的文字十分罕见。多数情况下，表示同一物的字，其形式相去甚远。即同物不同形。仅凭这一点就能断定三种文字都是独立起源的。
　　 认为所有的文字都来源于某种“原文字”，会走向神创论。这属于蛮横的宗教思维，信徒们喜欢这个观点。
　　 某些极力想把中国文字说成外来妹的民科，总是抱紧一条理由，宣称文字不能独立起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些基础知识。因为，在事实上，独立起源的文字还不少。比如海地特象形文，原始埃兰文，玛雅文字，复活节岛文字
商代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甲骨卜辞。
　　 这个“商代后期”，又容易被挖空心思否定中华文明的人钻空子，他们会说借此机会说那之前并没有什么殷商文明。
　　
　　 下面再提供点材料：
　　 除了殷墟，2003年3月山东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14片商代卜甲
　　 商代前期郑州商城二里岗期也发现两片有字甲骨，
　　 所以整个商代看来是完整地归属中国了，唉......
　　
　　 再往前，考古工作者还在夏人活动范围区，发现了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刻在陶片上的两个完整的汉字，即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里的陶文“共”，和山西陶寺遗址里的陶文“文”字。这两个单字与甲骨文、青铜铭文中的写法一致。
　　 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是要把夏代的文字说到国外去，非常困难啊。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这几个字符，不是刻上去的，而是用笔写上去的

杜郎闲客

再往前，就得追问汉字是怎么起源的了。否定中华文明的人就是抓住了这个考古的空白——不过，按照这个逻辑，全球所有文字都不是独立起源的。
　　 中国古代关于文字的产生，也有各种传说。除了苍颉、沮涌造字外，还有起源于八卦卜筮，起源于契刻，起源于结绳等说法。学者们认为，其中一些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比如结绳记事。这是原始先民的一种计事方法。《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里也说：“昔者......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美洲印加人也是用这个方法来记事，通过大小不同的结，以及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的事。这种方法也可能逐步演化成书写的文字。
　　 “外来说”支持者据此认为，结绳记事不独有于中国，凭这一点，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就非常可疑。这个逻辑很奇怪，人类祖宗经历过石器时代，是不是证明各地对石器的使用都不是自己独创的，而是学习于最早使用石器的那群直立人？
　　 反对独立起源说的人，常常会坚持，只要出现了相同点，就一定不是独创的。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原始文字直接导源于原始的计事方法，明确指出汉字中的十、廿、卅、卌的生成是由结绳记事的方法导引出来的。
　　 数字是处于源头的原初汉字的重要部分。原始基础数字萌生于原始的计数工具，是仿象计数工具而成。即仍然是象形。
　　
　　《说文解字·叙》云：“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这里的文，意指图、画。讲的是作象形字。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金文中的十、廿、卅

杜郎闲客

“也许古汉语曾经是介于综合语与分析语中间的一种形态”，这种说法并不好归类。也无法否定汉语。
　　 屈折语与孤立语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语言学上为了研究的方便而产生的分类。事实上很多欧洲语言都在向孤立语发展。
　　 有人认为上古汉语中有少量的不明显的屈折语残留。这并不奇怪。如果按照夏娃起源说，人类的语言也应该是有共同的起源。呵呵。不过在那时还没有语系之分。语系特征本来就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分出来的。以语言学家John Bengtson为首，还倡导设立德内-高加索语系，是一个很大的语系，可以从西班牙一直涵盖到北美。但仍然处于争议中。
　　 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把汉语跟其他语言混为一谈
文字的起源在世界范围都一直是个非常难的课题。虽然没有语言起源问题那么复杂，但也够文字学家们忙活一阵子了。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目前来说，已经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18世纪前，流行的都是神灵赏赐论。18世纪后才出现科学的文字起源论。
　　
　　 在文字起源上，我们同样看到各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而显出大致相同而又并不完全一致的路径。
　　
　　 埃及图画符号，最早可见于涅伽达II时期的陶器、印章以及一些陶制或象牙的小雕像、装饰物上。
　　 一位美国学者研究在先王朝时期的陶器符号，认为古埃及文字正是从这种符号发展形成的。他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古埃及文字最常见的若干表音字，以及不少表示天象、地理概念的字，都能在陶器符号间找到踪影。
　　
　　 从这个研究方法来说，陶器刻划符号有助于找到文字起源。因为相对于契刻的木材、记事的结绳等东西，陶器的保存期非常长。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
　　
随着考古的发展。西起甘青高原，东至东海之滨的长江、黄河流域的许多地点上，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陆续被发掘出来。就目前已知的地点，向北已经越过了燕山，往南已经到达了岭南。
　　 远古先民创制的原始刻划符号，具有悠远的发展历程。上起8000年以前，下至4000年前后的中国新时期时代遗址中，广泛留存着刻划符号的陶器或骨、角、玉石等遗物。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最早出现刻划符号的，是距今8000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分布于冀南到豫中地区。而关中地区发现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与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刻划符号，时代相同或略晚。这些新石器遗存，与稍后的仰韶文化有渊源关系，所见刻划符号也基本一致。
　　 这个时期的原始刻划符号见于黄河中游地区。
　　 有些否性倡导“外来说”的人会想方设法说这些陶符不可靠。不过，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证据。
　　
　　 近年在安徽蚌埠的双墩，发现了600多个陶符，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一说7300年），说明分布范围已经扩展到淮北地区。
　　 双墩出土的刻划符号，是迄今为止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批与文字起源相关的资料。 双墩刻符的功能可以分为表意、戳记、计数三大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处于文字起源发展的语段文字阶段，已经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
　　 与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的陶器符号比较，虽时代与地域悬隔，但符号结构同属一个系统，可以窥见其一脉相传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些符号较工整，且重复出现，显然不是随意刻划，不是为了临时目的的简单记号。
　　 而且在30公里外的侯家寨遗址也发现了一些同样的符号。说明这是一套可传播、在一定范围内通用的符号体系。因此具有一定的记事功能。
　　 另外，双墩刻划符号出现了大量的鱼形刻符，让人联想到半坡鱼形纹。曾经有人因为古西亚古印度有鱼纹，而认为半坡鱼纹来自于域外影响。这是种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好在双墩鱼纹提供起源的“实物证据”，唉......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7000多年前的双墩陶符

杜郎闲客

苏美尔文字究竟是怎样起源的，一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未解之谜，已经争论了近两世纪。
　　
　　 中国人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属于“圣贤造字论”（圣贤论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留下了很多关于造字方法的记载，研究证明，这些方法确实是汉字构型的基础。但是苏美尔人与古埃及人一样，对文字起源的传说是“神创论”。既然是神创的，就是不可知的，就断绝了对于造字方法的理解。
　　 而且从公元前21世纪的文本来看，当时的苏美尔人自己已经不知道最早的文字并非楔形、而是线形这样的基本事实。所以从苏美尔人的史料中无法得到关于文字起源的有价值的线索。
　　
　　 人们提出了多种解说，其中有图画说，基本笔画组合说，印章说、陶符说、数字说、陶筹说、原始印欧说、后结构主义文字说。
　　 迄今为止，陶筹说最有说服力，引起的争议也最大，而且目前还处在争议中。完整的理论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来。
　　 陶筹是苏美尔特有的一种记数、记物工具。该学者论证了由三维陶筹向二维文字的演化过程。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楔文也是简单的数字与物名，而非完整的文字系统。
　　
　　 中国没有陶筹这样的资料。与之功能相类似东东有筹策，就是计数或演卦的竹木细枝草茎之类的工具，与之功能类似的方法有刻契，在骨、甲、竹木、陶器、石头上刻痕，帮助记数记物记事。但是在记物的实用性方面比陶筹要差很多。
　　
　　 古埃及人亦曾使用过类似的“陶筹”或象牙标签之类的东东。古埃及早期文字中的某些数字显然取形于陶筹。但文字的来源不清。古埃及文字就阿卑多斯的材料来说，数字与文字是泾渭分明的，是两套符号体系，起源途径与使用背景都不一样，后来才合为一用。
　　 原始楔文也是，数字与文字的来源不同，书写方式也不同。所以数字与文字泾渭分明，即便对于不认识原始楔文的人而言，也能一眼分辨出数字与文字的差异。
　　 汉字中的数字与文字则没有视觉上的差异，书写方式上也没什么区别。不论是陶符，还是甲骨文，都是如此。

杜郎闲客

《八》万世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
　　
　　 神话问题，常常成为否定中华文明的理由——一个缺乏神话的民族。
　　 不过对于坚持“外来说”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好理由。因为它不正好说明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吗，昂？
　　 其实不是没有神话，而是缺乏系统的、叙述结构完善的神话谱系，尤其缺乏创世神话——关于宇宙开初、开辟天地、创造日月星辰和自然万物以及制造人类等事物缘起的思考。这是很多民族神话的核心材料，从古苏美尔、古埃及，一直到古希腊。
　　 照我的意思，我真不觉得神话有多牛逼。神话是宗教情绪的产物。有宗教情绪，就会一直有神话。不信鬼神的，还理那神话干什么？
　　 德国哲学家谢林就对中国没有经历神话阶段而充满溢美之词：“惟有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
　　 但是有人会借此攻击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国早期传统文化中，为什么没有丰富的神话？
　　 考察神话发达的民族，其实都是自然神话的反应。太阳神、月神、山神、水神、海神、闪电神、雷神、地区神、城市保护神、创世神......而自然神话反应的是以自然神为主的多神宗教。即便后来进化成一神教，仍然留下早期多神崇拜的影子。因为一神教的神灵总是以暴怒的口气威胁自己的信众：不准去拜其他小神小鬼！！！（神仙也会妒忌啊~）
　　
　　 与自然崇拜不同，中国早期文化呈现出来的是祖先崇拜。
　　 中国早期国家是由一个家族（从夏后氏开始）夺取公共权力开始的。在这种模式中，自然要维护氏族的威望，祖先崇拜就成为血亲关系的逻辑目标。
　　 中国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就是从血缘关系（而不是地域关系）形成了家族制和宗法制，并从家国两个层面全面推行血缘宗法制。血缘宗法制的一个必然追求就是祖先崇拜。
　　 本来祖先崇拜是早期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却得到特别的强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结构的稳定需要确立神圣的祖先神灵。
　　 祖先崇拜自然就制约了自然崇拜。
　　
　　 而造成中国古典文献上神话材料的零散、断片的原因是与儒家对神话的伦理化、历史化有直接原因，跟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排斥神话有关。
　　
　　 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的多神教社会，神庙成为统治阶层维护统治的一个基石。无论是古代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对神庙的修建和供奉，都在城市城邦生活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而祖先崇拜更看重宗庙（祭祀先祖，后来发展为民间的宗祠）。夏商周三代，宗教一直是宗族的宗教圣地，其设置甚至比城市本身的硬件更为重要。庄严的宗庙，还衍生出隆重而极为繁琐的祭祀，能强调并维护血缘宗法制，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政治结构基础。
　　 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由氏族、部族蜕变而成的宗族与家族，在“家国同构”的体制中，又延续了两千多年。
　　
　　 那一套充满繁文缛节的典章制度与规矩礼仪，发展下来就是后世的“礼”。它实际上起到了习惯法的作用，对成员的身心有强大的约束力。
　　 孔子一直努力维护“礼”的统治秩序，反对残酷的“政”“刑”，并对“礼”进行了自己的诠释——以“仁”释“礼”。
　　 孝亲敬悌，克己复礼，谨而信，泛爱众，温柔敦厚，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这就是中国文化啊~~~
　　

杜郎闲客

附： 万世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爱情神话
　　
　　 中国的神话学者们为了研究，也在整理那些零散的、片段的神话记载，以勾勒出完整的神话体系。
　　
　　 经过整理的“羿与嫦娥”的故事非常美，有好莱坞的编剧水平。无论是情节冲突的设置、桥段的运用还是情感价值的体现，都是一级的牛逼。
　　
　　 “羿”的故事是典型的英雄神话。
　　 话说羿身负帝命，下到凡间来解民于倒悬，还带着自己的娇妻嫦娥随行。
　　 羿是个高手高手高高手，神箭无敌，射杀无数毒蛇猛兽，在民众的欢呼声中有点为声名所累，忘记了人情练达与世事洞明，又一口气干掉了九个太阳！
　　 ——丫们可都是天帝的宝贝儿子啊。
　　 接下来便是社会永恒的潜规则——羿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获罪于天，连带嫦娥阿姨一道被贬为凡人。
　　
　　 本来，嫦娥拥有一个女人所能梦想的一切：如花的美貌，永驻的青春，还有一个典型的成功男人作老公——不是一般的成功，是个真正的有口皆碑的英雄，挎着他的臂弯走到哪里都很拉风，也够浪漫够陶醉。
　　 所以，嫦娥阿姨也拥有很多漂亮女人都有的小性子，可能还很自私——当然，一个女人总是因为有了缺点才可爱的。
　　 但是当男人风光不再的时候，女人的自私就成了一把锥心的利剑。
　　
　　 在天上做神仙，富贵荣华，潇洒浪漫，还永远不死。
　　 被贬为凡人，柴米油盐酱醋茶，要体验粒粒皆辛苦，要经历痛苦的衰老，天天泡美容院也禁不住韶华渐逝，最后还将残酷地归于死亡。
　　 像嫦娥阿姨这样的MM只能供养欣赏，而不能共同开创生活。不要指望她能承受如此的变故，所以她切切碎碎不断地指责埋怨后羿，不断地指责埋怨，around the clock 。
　　 枕头风如同剔骨的小刀~~
羿是个英雄，出了问题就会责备自己。
　　 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连累了LP，羿深感愧疚。他想起昆仑山王母娘娘那里有不死仙药，只是路途遥远，还良多险恶。
　　 羿凭着凡人之躯，越过刀山火海，斗过虎狼妖魔，终于感动了王母娘娘，得到了不死仙药。王母说：“这药如果你一个人吃了，可以成仙升天。如果你要分给你LP，两个人吃，就只能做到长生不老。”
　　 羿当然准备与嫦娥同服仙药。
　　
　　 嫦娥则不是这么想滴。
　　 她想一个人咪嘻。
　　 为此，她悄悄找一个著名的巫师卜了一卦。卦象说，她会升天成仙，很吉利的。
　　 趁羿不备，嫦娥把药偷将出来，自己一个人囫囵吞了。
　　 她就这样飘飘悠悠啊、飘飘悠悠地升了天。但是觉得无颜面对天上诸神，就飘到了冷清清的月宫里。
　　
　　 话说，羿回家不见了LP，只看到空空的药瓶，心中如同被毒蛇噬咬、万箭穿过......
　　 话说，嫦娥阿姨在那广寒宫日子也不好过啊，孤零零的，面对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啊~~~~
　　 李商隐有诗感叹：“嫦娥应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
　　
　　 这个故事里，羿是个钟情的痴汉。（据说，他后来的命运更惨~）
　　 中国上古爱情故事中，男子常常是痴汉，或者辗转反侧单相思“窈窕淑女”“所谓伊人”，或者为情甘愿付出“我所有”。《庄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叫“尾生”的男子与女友相约在桥下会面，到时候发大水了，女子还没来，尾生抱着桥下柱头，信守约定苦等，直到最后被淹死。
　　
　　 严格来说，按照原始文本，羿与嫦娥的故事，不是爱情神话。这个整理出来的故事，根据的是后来的民间演绎。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爱情神话。就算是《诗经》，其中的爱情也被表现得非常含蓄。
　　 中国神话的记叙者，更主要的不是要表现神话本身，而是借此寓意，作为一种说理说教功能。道德色彩浓厚。中国传统的“齐家”思想与中庸精神也制约了神话作者对爱情的表达方式
古代西亚、北非以及古希腊神话中则有很多情节完整并曲折的爱情神话。神灵之间的爱情哀婉动人，充满了坚贞、背叛、妒忌、报复、斗争......弥漫着强烈的荷尔蒙气息，大胆而热烈，而且不乏露骨的性描写。
　　 爱情与性从来没有分离。（对比起来有意思，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常常会把爱情与性相分离。）
　　 在苏美尔关于乌鲁克统治者比尔伽美斯的神话中，女神伊南娜一见到年轻帅气的比尔伽美斯，就产生强烈冲动，要跟他打枪战。遭到拒绝后，女神伊南娜欲火中烧兼怒火中烧，开始报复......

中国的祖先崇拜传统，加强了对血缘伦理的强调，制约了泛滥的情爱联想。中国文化深信夫妇之道始于衽席，男女之别也受到了后世儒家的特别重视。
　　 爱情神话的不同，反应的是文化的差异。
　　 在古代两河流域流行爱神伊什塔尔崇拜，神庙中设置有神妓——她们为神庙带来了滚滚财源。
　　 在古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史诗》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吉尔加美什总是热衷于夺取“初夜权”，在他的统治下的人们要结婚，新娘子都得让他先睡一睡。为了缓解民众的压力，诸神创造了一个强壮的怪物“恩奇都”来对付吉尔伽美什。没想到“恩奇都”先栽在了神妓的裆下。因为恩奇都有一个可爱的缺点——热爱动物，经常破坏猎人的陷阱等设施，引起了猎人的不满。一名猎人就从爱神庙中挑选了一个妓女做肉弹，对付怪物恩奇都。这名妓女迎合了恩奇都那火一样的欲望，他们在一起一直睡了六天六夜，……最后恩奇都就变得很虚弱了……
　　 据推测，神妓的概念可能与爱神伊什塔尔的性格特点一致，她的性格体现在性快乐方面，而且她常常利用男人与性来达到某种目标。
　　 巴比伦“新年节”，国王要和女祭司交媾以保证万物繁殖。
　　 性，被赋予了宗教含义。

而在古巴比伦时期，就盛行一种奇异的风俗，可以称为坐庙礼——女子必须以神圣的名义出售“处女作”（也可能是“一夜权”）。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此有过记述。
　　 巴比伦的每一名女子，在一生之中必须到爱神的神庙行一次坐庙礼，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媾。
　　 女子在神庙内选好一个位子坐下，然后就不能离开，直到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看中她，把一枚银市抛向她的膝头，并说以爱神的名字祝福，表示要和她战斗。银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它代表了神圣的名义，女子对此不能拒绝，否则便违犯了神的律条。然后他们在神殿外面开战，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她就可以回家了。
　　 从此以后，不论你出多少钱，便再也不能得到她。
　　 那些身材相貌俱佳的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外表较差的必须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
　　
　　 按理说，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是原文明的重要支柱，如果要论文明传播，它一定是会被传播的。如果说中国人是巴比伦人的后裔，或者说中国文化承袭自巴比伦文明，可如此重口味的显著风俗怎么就没传到中国来呢？汗......
　　
　　
　　 希罗多德说在赛浦路斯的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到相似的风俗。在希腊、中近东一带到处都是爱神的神庙，做妓女是对女神的奉献。淫乱的现象很普遍。希罗多德还讲到，波斯人非常热衷于学习奢华享乐方面的新鲜玩意儿，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鸡奸。根据《圣经》记载，中东的索多玛人，就流行鸡奸，结果索多玛城被上帝用TNT焚毁。可见从希腊半岛、塞浦路斯、小亚细亚一直到当时的中东，淫靡之风盛行。这是因为人种、饮食还是文化、历史风俗？
　　 现在来看“摩西十诫”，确有其历史原因。
中国没有出现过超自然的宗教神灵不断派遣的使者，没有神灵跟中国人签订霸王条款，没听说哪位神灵很笨拙地假手第三者传下什么文书，那仁慈的至高神也没有通过屠城灭族的血腥手段来中国进行道德教导。
　　 这与中东一直到欧洲的传统都不同。
　　 中国的礼制自然地抑制了原始淫靡之风的盛行。起到了西方宗教传统的同样作用

杜郎闲客

很难想象中华文明的思维源头易经是由古埃及或巴比伦文明或其它什么文明传播而来。天壤之别。中华文明如果从数的角度来看发展，是有一个清晰地脉络的，从卦象的演变来看，就是从二进制到七进制到十进制，中间掺杂过16进制，而其它文明的进位制千差万别
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2008年01月23日在北京宣布，出土于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古人类化石，距今８万～１０万年，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许昌人”

《九》神话、宗教与国家起源路径
　　
　　
　　 早期国家形成途径的差异，与民族的神话以及宗教势力的差异相辅相成，即，任一个差异就可能决定其他差异。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形成的独特路径。
　　以最早的国家形态而言,
　　 古代两河流域进入最早国家形态是以城邦形式出现的，乌鲁克文化期（3500-3000BC）是城邦形成期，而城邦又是围绕神庙这个宗教文化中心不断扩大建立起来的。
　　 古代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是以家族为中心的聚落形式出现的，而家族又是围绕宗庙这个宗教中心建立起来的。
　　 神庙与宗庙这两种形式，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不但影响各自神话风貌的发展，还是史前时期决定国家形成的基本文化因素。
　　
　　 有人专门研究比较了中国和两河流域史前居民在聚落形式上的显著区别，认为它影响了两者在宗教方式上的不同选择。
　　 这种比较主要是考察“扩大家庭”的发展程度。
　　
　　 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500年之间，中国与两河流域聚落形态都经历了“以家庭为中心”到“扩大家庭”两个阶段。
　　 但中国始终以单间建筑这种核心家庭的居住形式为主，多间建筑这种扩大家庭形式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这在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中的聚落形态得到证实：一个大型方形房子周围环绕着很多单间房屋，呈单一中心的向心式布局，表明个体家庭对村落有较大依赖。
　　 同一时期，两河流域经历了哈苏那文化到萨马拉文化的发展阶段，但聚落形态始终是多间建筑。萨马拉文化为例，整个建筑只有一个通向外面的门，而房屋之间的门则是相通的。是一种扩大家庭的格局。这种扩大家庭表明对村落的依赖性不大，有分离迁徙的随时可能。
　　
　　 公元前3500-公元前2600年阶段，中国进入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此期间普通住房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从大地湾和河南大河村等遗址看，聚落形态由原来的单间建筑变成了多间建筑，这是由几对夫妻组成的扩大家庭，还是以直接血缘关系为基础。与两河流域相比，扩大家庭并不发达。
　　 由于核心家庭依赖村落，人们之间的分化发展非常缓慢。社区由亲缘纽带维系，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超社区组织的宗教也自然是带有血缘色彩的祖先崇拜。
　　 同时期，两河流域进入乌鲁克文化时期，这是一个“城市革命”时期，人口和村落数量显著增加，同时，周边的游牧人口从山地迁移至平原定居。乌鲁克后期到早王朝以前，城镇数目大大增加，大量移入的外族人对原住民的血缘组织产生巨大冲击和破坏。“扩大家庭”成为基本家庭形态，家庭对整个社区依赖较少，社区内人们血缘关系单薄，居民之间更多是以利相交，因此易于发展以交换为原则的公众空间；维持超社区的宗教是崇拜某一自然神，并视其为保护神
就地形条件而言，两河流域没有沙漠或高原大山的阻隔，与外界的陆上联系比较方便。而且西亚地处亚非欧三洲的联接处，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民族迁徙和信息交换的焦点地区。同时这里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接触区域，相互影响突出。所以这个地区自古族系复杂，王朝兴替与民族变易频繁。血缘联系很容易就让位于地缘联系。历史上苏美尔人就跟阿卡德人长期混居。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国家文明产生前后没有出现两河流域那么大规模的不同种系的人口流动，血缘组织没有破坏得那么彻底。大规模的文化中心始终只有少数几个。其形成的方式，以史前时期的龙山文化时代为例，就是形成少数几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大规模文化中心，这种特殊的聚落形态使得人们崇拜一个家族的共同祖先。
　　 权利集中的地域形态就是由若干中心发展为一个中心。
　　 论语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这说明祖先崇拜在史前时期就没有间断过。
　　
　　 中国史前存在一个经选举产生的部落联盟，但是启通过武力建立起第一个王朝，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世俗王朝从此开始。这种政治大大刺激了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祖先神话，而抑制了自然神话。
　　 重实际少幻想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化精神导致中国古代宗教情绪低落，以宗庙为中心的祖先崇拜迫使中国先民把主要智慧用在创造礼乐文明的实践中，而对天国冥府和自然神灵的宗教想象不感兴趣。这是中国神话相对不发达的文化原因。
　　
　　 中国古代神话是以英雄神话为主题的，其中的神灵大多是历史传说人物而非自然神灵，中国神话经历的是一种历史的神话化，而非西方那种将神话作为历史，即“神话的历史化”。所以，要完全否定中国上古神话人物，跟完全肯定他们一样都很难有确凿的依据。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苏美尔神话或者古埃及神话、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神并不存在
两河流域每一个城邦都有命运保护神。城邦围绕神庙而建设，人们围绕神庙而聚居。神庙就成为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经济上来说，神庙拥有大量土地，除宗教、公益用途外，还拿出一部分让那些依附者耕种，或者出租。他们还经营钱庄，参与商业活动。比如前面提到的神妓。国王以及平民不断给与供奉，使得神庙拥有丰厚的食物储备，这都决定了神庙在经济上的强大地位，常常在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国家命脉方面成为决定性力量

文化方面，祭司往往还是国家中少数懂得文化知识的人，他们开设学校，掌管教育。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祭司阶层绞尽脑汁编纂系统严密的神话和赞美诗等宗教文学，竭力宣扬神权至上的教义，对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做了最完美严密的解释，同时对王权进行了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以至于国王常常自称是神的儿子，或者说是神选择了他来管理城市。
　　 自然崇拜的传统宗教习俗与神话王权的现实政治需要达成统一，自然神话的兴旺发达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了。
　　 神话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人们把主要智慧和精力投入到神学教义和祭神礼仪的实践中，高昂的宗教热情使古代两河流域形成政教合一的文明机制。（请注意“政教合一”在中东以至整个西方的发展历程）


政治方面，学界公认两河流域和西亚国家起源于神庙。其原因就在于神庙在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的主导地位。两河流域神庙众多，祭司阶层位高权重。他们开设宗教学校，向学生灌输宗教思想，从而掌控人们的头脑。
　　 王权受到法律、贵族和祭司三者的限制。三者之中以祭司的势力最大，祭司要代表神向君王授权。由于祭司掌控了思想文化，导致了老百姓都认为，国王如果不从祭司手中获得权力，就不够名正言顺。
　　 祭司集团常常参与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有时会凭借宗教地位与国王争胜。
这可能也说明了古巴比伦蕴含着一定的民族政治因素。比如说，王室贵族也得纳税。因为纳税是古巴比伦人宗教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古巴比伦末代王子Bel-shazzar最后所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缴纳什一税，共计47银币，由他的妹妹交到斯帕拉太阳神神庙。而当时的情形是：居鲁士的波斯大军已经兵临巴比伦城下！
　　
　　 神权与王权常发生冲突。王权一直在努力掌控神庙经济和强化自身的权利。（从中东到、西亚一直到欧洲的整个西方文明圈，都不断发生神权与王权的斗争。）
　　 新巴比伦国王拿波尼度曾企图统一全国宗教信仰，发动了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但遭到了祭司贵族的强烈反抗。祭司们勾结波斯人，用武力将拿波尼度变成了阶下囚

射弓红

顶杜郎[s:138][s:138]

赵王还是赵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