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寻常百姓,区区蟋蟀,何故登堂入室,成为中华文明独有之蟋蟀文化?
据传,斗蟀之风,约始于唐(公元618年~907年),著于宋,而盛于明清。于之前,公元483年~493年,南朝无神论者范缜传世名篇《神灭论》面世。两者相距仅一百余年,历史巧合?非也,绝非偶然。
《神灭论》,作为先哲重要思想,其形神释义,震烁古今。然其问世之际,广遭质疑,以至朝廷令伐其论,举国声讨,朝野内外讨伐文章多达七十余篇,可谓影响巨大,意义非凡。朝廷征伐无望,改以赠官诱其弃论,范缜坚持己见,笑拒“卖论取官”,成为佳话美谈。
形神释义之争,其“空疏”之弊,何以印证?汉儒治经重在名物训诂,自然而然,取中华斗蟀为是。观天地之气相感化生之微物,感悟形神要义,以其天性好斗之本,释惑于形神之疑义,从而洞析本相,兼而修身养性,乐哉,悠哉。
是故,继南朝《神灭论》百余年后,时值大唐盛世,承前形神之认知斗争,引介为斗蟀之争,堂而皇之,蟋蟀登堂入室,民众参与感知,各得其所。或可言,斗蟀之争,是为世人认知于形神本义之争。不可讳言,形神之争,在斗蟀之风初始,即存赋争胜赌性,因富含文化气息,而有别于他类赌。
至此,斗蟀之风,登上大雅之堂。
再者,斗蟀之风,盛于明清,亦有其文化依附性。
明清盛行“理学”,又曰“道学,为官方哲学。“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代儒学,与汉儒治经不同,宋儒、明儒多借经书阐述义理,富于思辨色彩。明代文化主潮,由遵循传统、蹈常袭故之“程朱理学”,转为富于反传统意味“阳明心学”;清代文化,走向实学,无征不信,注重考据。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其“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理势相成”思想,即可明鉴“理学”思潮。
据此可见,在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大文化背景下,作为世人认知形神本义之介体,斗蟀之遗风,著于宋,传于世,赋予神秘文化内涵,渐而演变为中华文明独有之蟋蟀微学文化。而明代思辨、清代考据之学风,使寄生于文化属性之斗蟀之风,达至鼎盛。
而今,籍人类文明进步,科学已主导认知领域。蟋蟀形神疑义,转变为相蛩之术,成为乐蛩者玩乐主题。即为相术,终难进大雅之堂,君不见算命先生现状乎?
形神之惑,乃哲学问题,先哲思想业有定论。近代西方哲学之辩证唯物论,为当今奉行之哲学。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或曰“慧学”为是。现代中国哲学界有第一人之称金岳霖先生谓之为: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神灭乎?唯物乎?辩证乎?夫之成见乎?!
或言,国学复兴,将引领蟋蟀文化复古风潮,其形神本义,或将延续千年之争?!而科技进步,必将迎来维新思潮。
形神之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愚之陋荐,籍此微物,诠释形神之义,会通识变,明理致用,方始图存,是为乐之。
蟋蟀文化涉面广泛,万难盖全。在下牵强附会之说,实属臆断,纯系无稽之谈,乃文化趣味使然,万勿当真。
在下愚而善畏,恕不回帖,万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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